康德认为，人类应当是由不成熟状态向成熟状态持续进步的，而启蒙运动就是这种转变的中间推动之一。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而这种状态完全是人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此处的“别人”是指(特别是中世纪那样的)教廷和当权者(君主或政权)，而不是指尼采所言的“死了的上帝”，在康德看来(two things fill the mind with ever-increasing awe - the starry heavens above me and the moral law within me.) “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向我印证，上帝在我头顶，亦在我心中。”
启蒙运动的前提是“自由”，而最低限度的自由就是“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
公民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是因为：1.自身的懒惰和怯懦;2.保护人故意使他们愚蠢，并严防他们意外迈出藩篱，夸大危险恐吓威胁。也就是说，人们一方面满足于安逸的现状，另一方面，缺乏尝试的机会。他们就不愿也不会运用理智了。
对本文几组关系的理解：
一、公民和君主
公民和君主虽同属于人类，但显然是不同的两类人。君主往往以公民的保护人自居。如果他们没有被启蒙，就会对公民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严加限制和设置障碍。君主被启蒙有三种可能：一种是天生的，像腓德烈王那样;一种是统治者当中的出现了有“独立思想”的人以及他们思想的传播;统治者认识到封闭的危害。当然，已经启蒙的公民的斗争始终是一种重要的力量。而公民只有有勇气和决心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是私下运用理性才能被启蒙，这样才能活得有人的尊严。
二、进步与秩序
只有人们不断地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人类才能进步，但公开运用的理性的结果必然是批判现实，而批判意味着变革，这就会和现存的秩序发生冲突。而再康德看来，思想要激进，行动需保守。也即，“可以争辩，随便争多少，随便争什么，但是要听话!”。由此推理，公民特别是学者可以自由的批判，这种批判被君主接受，再由君主发起变革行动。 康德反对突进的革命，而赞成渐进的改良。在他看来，最要改变的是“不成熟的状态”，而不是谁来当王，因为这种状态不改变，谁当王都一样。
三、牧师(职业职责)与学者(公共责任)
一个人受雇或受托于一个组织或个人，他要忠于自己的职责，就不可能公开运用理性，只有作为(独立)学者时，他才能够做到完全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即只忠于“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有时，一个人的职责会和自己的良心或内心的宗教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作为一个有人格(“诚实且一贯”)的人他只能“辞职”，而不能“在其位不谋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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