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读书笔记 篇1
思政理论课实践教学
“中外名著阅读活动”论文
题目读《社会契约论》有感
作者和学号陈秋萍***
班级09电子商务（1）班
日期2011年5月15日
《社会契约论》是18世纪文艺复兴时代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卢梭的代表作。
18世纪的欧洲，在经历了漫长、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独裁之后，伴随着技巧的进步和新的生产方法及新的社会阶层的涌现，一股新的社会思潮渐渐兴起，他们试图在旧的社会体制上建立一个全新的合理、合法、符合人性道德、保障国民权利的社会形态。其中对历史产生宏大影响的就是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在法国大革命中，它曾被大多数革命领袖奉为革命的“圣经”，它成为18世纪法国和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纲领，其“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一直影响到现代社会的各种政治制度。
《社会契约论》的理论集中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民主思想。针对封建制度的等级特权，提出了争取自由的口号：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我认为该书的中心思想有，
1、 人生而平等自由，国家只能是自由人自由协议的产物。一旦被强行剥夺了自由，人民就有权进行革命，用暴力恢复自由。
二、国家主权在民，最好的政体为民主共和国。
在卢梭看来，“放弃自由，就是放弃了人性，抛弃了做人的权利和义务”。自由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最崇高的礼物，也是无价之宝。与其他任何东西交换都是疯狂和不平等的交换！，卢梭说，“人的这种共同的自由来自他的本性。
他的首要原则是自己的生存，他的首要任务是自己的利益。人，一旦明白事理，就是自主的；对自身的生存手段，他拥有唯一的决断，他因此成为自己的主人。”
但是在卢梭的思想中，人做为个体显然不是至高无上的，“人生而自由”的理论会产生极端的思想——“任何人都可以认为他是他人的主人”，这样的社会暴力横生，个人自由反而失去保障，这不是卢梭想要的社会。
也许每个人对人权和主权的理解都不一样，但如果按照卢梭的论述和定义，人权高于主权，两者并不矛盾。人权是主权的基础，主权体现人权。
卢梭假设有这么一个主权者和人民签订了契约，这个主权者是公正、无私、神圣的。当然，在现实中这种主权者是不存在的，在中国，卢梭的主权者有些类似我们想要的圣君。 卢梭说，“在此一方式下，集体的协约包含了公私双方的相互责任，不妨说，每个人是和他自己约法三章，有着双重义务：
对作为主权成员的其他个人和作为国家成员的主权的义务。” 因为契约，我们从人民变成了公民，我们不仅要考虑自己的权利，也要考虑自己的责任，我们不仅对自己负责，我们还要对社会负责。 主权者通过法律从两方面进行规定。
为此，卢梭对主权者给予了严格的定义，“它的合法性来自其所根据的社会契约基础，它的公平性是因为它对所有人一律平等，它的实用性是因为它除了共同利益之外不含其他对象，它的强制性是来自公众力量和最高权力的支持。”
所以，“主权权力，虽然绝对、神圣、不可违背，它不能超越一般约定的限制范畴，每个个体对那些一般约定留给自己的财产自由拥有完全的支配。” 这里强调的是，所谓“一般约定的限制范畴”就是指“人权”，也就是指个体的自由，如果主权凌驾于人权之上，这个主权也就失去了合法性。 一个否认人权的主权是不可想象的。
他反对使用暴力来改变社会制度。他认为政府使用武力是对人权的侵犯。即使它带来了暂时的和平，它也建立在专制的封建制度下。
在现实中卢梭推崇的是像罗马一样的民主制度，也就是贵族民主制，他认为，他们只能通过选举获得职位，从而使正直、开明、经验及其他受公众喜爱尊重的品质成为明智政府的保障”他在《社会契约论》的最后一册花了大量的篇幅分析了罗马共和国的兴衰成败，可见他对这种制度的重视程度。
《社会契约论》是一本博大高深的著作，作者从人的本性出发，对个人、社会、政府的权利，对政府的形成、运作和一系列制度，对国家的形成、兴盛和衰亡等等问题做了精辟的分析，是一本值得我们去研究的经典巨著。
社会契约论读书笔记 篇2
以上是整体阅读体验。接下来，让我从每一章中找出一些能与我的知识结构产生共鸣的部分来接触我的一些想法。
第一卷主要论述了人类从自然状态向政治状态过渡的过程，指出了《公约》的基本条件。
第三章论最强者的权利
本章令我印象深刻的观点是，作者认为强力并不能带来权利，但强力可以迫使人们服从，但人们对于强力下的服从并不具有义务，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利才有服从的义务。作者在这里把权力分成了合法的权力和强力权力，人们对于合法的权力具有服从的义务，因而这种权力构成了权利，而强力迫使人们被迫服从，人们对其并不具有义务，因而强力并不构成权利。在这里，权力与权力在意义上是不一样的，以前我经常把二者混淆，读完这一章后，我大概可以感受到二者的区别了。
合法权力与强力权力的区分又让我联想起了中国古代对于导之以德与导之以刑观点，虽然仔细追究，中西之间还是有不同之处，但我认为可以把西学中更合理的观点赋予到中学的解释之中，让刑法与德礼之辩拥有更理性而明晰的内涵。
第四章论奴隶制
本章有一些关于战争的重要观点。战争决不能产生战争目的所不需要的任何权利。如果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解除对方的武装力量来获得某种政治或经济上的利益，那么人们就有权杀死敌方的武装人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杀死敌方武装人员与战争的目的是有关联的，一旦敌方武装人员解除了武装，那么此时，他将不再属于敌方武装力量的一部分，杀死他与实现战争的目的不再有关联，因此，别人将不再有杀死他的权力。
这恐怕就是中国古代"杀降不祥"的原理。这一观点也成为现代国际战争中不杀害战俘原则的伦理基础。但在本文中，作者希望以此来论证奴隶制的理论基础从一开始就是不成立的。
此外，在本书第二卷第四章中，有一个相关的观点，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将这些罪犯处死。作者指出，由于罪犯的罪行是在破坏国家的法律，攻击社会的公共权利，他是祖国的叛逆，在这种情况下，他已不再是祖国的成员了，甚至可以把他等同于国家的敌人，因此，国家对于罪犯的处决，可以看做是一场国家与反国家者之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国家的目的是杀死那个破坏祖国法律的反国家者，来实现对国法的维护，杀死罪犯是与这场战争的目的是有关联的，因此，国家有杀死罪犯权利。
第六章论社会公约
这章涉及第一卷的一个重要内容，即公约的基本条件：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全部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都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七章论主权者
本章中我关注的观点是：由于个人利益的存在，每个人无法保证对政治共同体的绝对忠诚，这种不忠诚的积累为共同体的破灭提供了可能，共同体应对此有所限制。但是，人们组织政治团体的初衷不正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吗？
这让我陷入了一个老问题：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
第八章论社会状态
在这一章中，作者比较了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认为后者是真正的自由。通过社会契约，人们放弃了自己的自然自由，放弃了对一切试图得到和能够得到的东西的无限权利。他们得到的是社会自由和他们所享受的一切的所有权。只有道德自由才能使人成为自己的主人，只有遵守人们自己为自己规定的法律才使自由。
作者的这些观点让我联想起了另一位哲学家似乎也所过类似的话，康德就曾提出人的自由与理性有关，当人遵从自己的理性时才是自由的，估计这二位中的某位受到了其中另一位的影响吧？
第二卷本卷主要谈主权和立法方面的问题。
第二章论主权是不可分割的
本章谈到政治家缺乏对主权的正确认识，把不可分割的主权分割，把主权的派生物当作主权本身进行分割。在这里，之所以会把主权进行分割，很可能是因为混淆了主权与行政权力，主权由人民共同体的意志构成，任何与之相关的个别或局部的行为，都只是其派生物，而不是主权本身，比如，像司法权，外交权，这些权力，它们实际上是由主权产生的法律运作而派生的，但我在一些书籍中，却有见过像外交主权，司法主权这样的词，我认为这有可能就是一种本体与派生物的混淆。
第三章公意是否可能错误
当人民能够充分了解情况并进行讨论时，公民彼此间又没有任何勾结，那么从大量的小分歧中总可以产生公意。但是当形成了派别的时候，形成了以牺牲大集体为代价的小集团的时候，每一个这种集团的意志对它的成员来说就是公意，而对国家来说则成为个别意志。如果当一个集团足够的大，以至于超过了其他一切集团的时候，那么结果你就不再有许多小分歧的总和，而只有一个唯一的分歧，这时，就不再有公意，而占优势的意见不过是一种个别意见。
以上这个观点，即是公意发生错误的原因，此时的"公意",只不过是一种以公意形式表现出来的个别意志罢了。这让我想起了中国古代的党争之弊，那些结党之徒，往往是为了营一己之私，通过党派的势力来为自己的仕途寻找一个稳定的立足点，一旦进入了某个党派，这个党派就与自己的切身利益发生了关联，许多人为了这个小集体，不惜以牺牲整个国家的利益为代价，许多迫切的国家问题，往往因为党争而丧失了解决的机会。现在西方的某些国家也会存在类似的情况，反对党对于执政党的反对动机，往往是从本党的利益出发的，而非根据整个国家的利益来考虑，其反对不是建设性的反对，而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只要是执政党的观点，都反对，以此来证明现任的执政党是多么的不如本党，当这些反对党上台后，也常常为了扩大本党的影响力，把上届执政党的政策进行不加取舍的否决，只要是上届的，就是错的，就都要否决。
这是为了小团体的利益牺牲整个集体。看似民主、符合大局的，实际上只是党影响下的个人利益。
第四章论主权权力的界限
本章很长。与我有共鸣的一个观点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使一种更美好的、更稳定的生活方式代替了不可靠的、不安定的生活方式，以自由代替了天然的独立，以自身的安全代替了侵害别人的权力。
他们所献给国家的个人生命也不断地在受着国家的保护；并且当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捍卫国家的时候，这时他们所做的事不也就是把自己得之于国家的东西重新给予国家吗？对此，我的看法是：当我们为国家而战斗时，我们所想要捍卫的，是国家所赋予我们的安全，当国家灭亡，这种所来自国家赋予的安全也不复存在之时，我们将更加的不安全，这时，我们将以冒更大的危险为代价来维护这种安全。
在合同签订之前，自然状态下的人们需要通过频繁的打斗来维护自己的安全。合同订立后，人们将放弃对他人的权利，以换取国家给予的保障。通过集体努力的机制，国家形成了威慑作用，维护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安全。当我们冒着生命危险保卫国家时，我们所做的就是保卫我们自己的安全。
第五章论生死权
我对于此章中"个人绝对没有处置自身生命的权利"这一观点表示有疑问，对于这一观点的注解"作者认为自杀不是自然权利"这一观点也表示不大理解，在这里什么是自然权利？生命由个人进行支配，为什么会没有处置自身生命的权利？
第六章论法律
本章主要论述政治主体产生后，需要通过立法赋予其行为和意志。我用正常人和植物人把政治体比喻成法律，把政治体比喻成没有法律。法律是政治共同体的产物，它集意志的普遍性和客体的普遍性于一体。行政机关中的个别客体发出的命令是行政命令，不是主权行为，不可能具有普遍性。所以，**在履行职能时，如果平时决策都是部门中某位一把手说了算，这就属于个别对象的行政命令，若长此以往地依赖于这种行政手段，会导致决策缺乏公意，这种个人专断，也是腐败滋生的根源。
依法决策可以使决策更加公开，有效预防腐败。
第八章至第九章论人民
这三章基本上是讨论人与法的关系。我想说的是，法律的制定要遵循人民的特点、国家的领土、资源、人口等条件对法律和制度设计的影响。我在想，以前五四时期部分激进者，曾经认为国民是多么愚昧，把一些与中国截然不同的土壤环境下产生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中国人民，我倒是觉得，由于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需要，强大的皇权力量，与之相适配的儒家思想，使中国传统土壤环境下培育出了懂得顺应国家意志，服从集体，富于献身精神的忠良臣民，纵使这些国民有时候自私自利，有时候胆怯懦弱，但是，利己之心，爱心生命这本身就是人的天性，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顺应并引导这种天然的国民特性，用他们的利己心来引导他们为国效力，保护好国民的生命安全，使国民在安逸的环境下从事劳动与生产，为国家积累物质实力，根据这种现实的条件来创制与西人不同的法律制度体系，从而发挥这种国民特性的优势，当现实与理论发生矛盾了，需要改变的是理论，而不是现实，当医生无法医治好病人时，只能说明医生的医术有问题，而不能说病人的病生错了，当国民特性与西方的法制制度体系无法兼容时，应根据中国自身的土壤环境来修正这种法制制度与本土特性相适应，而不是过于理想化地谈如何"改造国民",把一套不合国情的价值体系强加于中国人民。西方人的法律制度，也是同样根据他们自己的国民特性与社会土壤而设立的。
第十二章法律的分类
此章有一个观点："国家的强力才能使得它的成员自由".国家的力量**于人民，唯有人民懂得如何服从集体意志，为国尽忠，国家才能获得力量，国家又运用这种来自于人民的力量来捍卫人民的自由与全社会的共同福祉。
清末，民智未开的中国人民，受到数千年的皇权统治和儒家思想的影响，懂得了服从与效忠，但对于个人的自由与主权体产生的条件之一就是要能够保护成员的人身自由与财产等观念并不明晰。但这二者并不是相互冲突的，而是可以在充分发挥了服从与尽忠的国民天性基础上，使像追求自由平等这样的观念对其进行补充。传统的价值观念下的中国人民在获得了新的价值观念补充后将会用自己的服从，效忠，献身精神来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主权体，同时，这个主权体将坚定不移地捍卫这些忠良国民的人身自由。
当我们顺应自己的理性，来服从集体命令，效忠国家时，我们所服从和效忠的，也同时是我们自己。当一个人为自己的情绪所左右，意气用事之时，他往往会用自由或个性的名义来掩饰这种非理性所带来的实际不自由。
社会契约论读书笔记 篇3
《社会契约论》读书笔记
法国的先贤祠中有二人的灵柩为止最为显眼，一个是启蒙运动的先驱伏尔泰，另一位是他的最伟大的死对头，让-雅克-卢梭。他们前者结束了一个时代，后者开辟了一个时代。最近的利比亚危机让我疑惑政府应该是什么样的？它是怎么产生的？西方政治家关于政府的理论是怎样解释的？这些疑问让我查到了卢梭的政治巨著，希望能有答案。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辞藻华丽，语言的艰深与理论的激情相配合。这里我摘抄一部分令我印象深刻的段落：
1、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却无不处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他人主人的人，只不过比他人更是奴隶。
2、谁要说一个人甘愿无偿地把自己送给别人那纯属不可思议的无稽之谈。即使有人这样做，那也是不合常理的，单凭这一点就可以断定这种行为是非法的、无效的。谁要说一个民族会这样做，就等于假设这个民族是一群疯子：疯狂之举不可构成。
3、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作为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放弃自己的义务。对于一个放弃一切的人来说，是不可能有任何补偿可言的。这种放弃是不符合人性的，使自己的意志丧失一切自由，就是使自己的行为丧失一切道德。
这些段落让人想起风起云涌的法国大革命，而这些激进的言论居然是出自卢梭这样一位儒雅俊秀的才子。是什么让他产生这样激烈的言辞？
卢梭出生于日内瓦的一个钟表匠家庭，后来成为孤儿，从小读着《教会与帝国历史》、《世界通史讲话》、《名人传》长大。在巴黎的沙龙中渐渐显露才华后，在一次科学征文比赛中获奖一举成名，他崇尚自然热爱音乐，晚年在穷困潦倒中死去。
通过他的生平我们不难发现，他出生在社会中下层，接触到的是社会中下层的困苦与无奈，而他对《世界通史讲话》、《名人传》等名著的痴迷又使得他拥有他那个社会基层所没有的精神和信仰，因而他无法成为一个碌碌无为的钟表匠、律师书记。他的向往与不甘心，使得他对社会下层产生了极大的同情。后来因为华伦夫人他的人生有了一次转折。这个成功男人背后的伟大女人是卢梭的情妇和养母。虽然有华伦夫人的支持，卢梭还是难以抵抗巴黎上层社会的压力，于是他更多的站在平民的立场去抨击上层社会。
粗略了解了卢梭本人及其经历，可以更好的理解《社会契约论》。全书只有七万多字，不是一部大部头，但这丝毫不影响它的历史地位。
原著概要：
内容概要：
第一卷论述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契约。从家庭出发，以此类比，阐述了社会结构，得出社会契约，有了这个契约，人类就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
第二卷阐述主权及其权利。他认为主权是公意的运用，不可以转让，不可分割。主权由共同利益所决定和约束，籍着法律而行动。法律是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公意的行为。虽然公意总是对的，但是它并非总是能作出明智的判断，因此也并非总能找到共同利益之所在，于是立法者的存在就是必要的。然而立法者本身并没有权力，他们只是指导者。他们起草和提出法律建议，只有人民自己（或者说主权者、公意）才有权设立法律。
第三卷阐述政府及其运作形式。政府是主权者的执行人，而非主权者本身。他将政府分成三种形式即：民主制，即由全体或大部分人民治理；贵族制，由少数人所治理；国君制，由一人治理。这里也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当政府职能被分配成数个机构时，人数最少的机构迟早会取得最大的权力”。
那么到底怎样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呢？这里卢梭给了一个判断标准：人丁兴旺。无疑现代社会中国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第四卷讨论几种社会组织。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观点是宗教是国家的基础，在任何时候都在公民的生活中占主要地位。每个公民都应该有一个宗教，宗教可以使他们热爱自己的责任，这件事却是对国家很有重要关系的。我认为宗教就是一种信仰，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一个可怕的民族。现在在我们的周围常常会听到“信仰危机”这个词，中国人不缺文化，但是缺少了一个统一的信仰。
纵观全书我们可以发现：
卢梭考虑问题的角度是把自然和文明对立起来，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性是善的，而现存社会的认识坏的，因此假如能为人造就新的。适合人性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教育，人类就能在更高阶段上回复自然。这一观点构成卢梭全部思想的出发点，并成为指引他的社会政治学说发展的线索。
按照卢梭的观点，如今卡扎菲政府的命运也是可以解释的。卢梭要阐明的是：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及其解决，是《社会契约论》的主旨。其中阐述的国家是社会契约的产物，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卢梭的理论里没有商品的地位，他所处的启蒙时代决定了他成不了亚当-斯密。尽管如此，他的思想，他思维的合理成分，会帮助中国建立一个更好的公民社会，而这正是现代民主法治的基础。
社会契约论读书笔记 篇4
《社会契约论》是18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卢梭的代表作。
在法国大革命中，《社会契约论》曾被大多数革命领袖奉为革命的“圣经”，它成为18世纪法国和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纲领，其“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一直影响到现代社会的各种政治制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有两个理论前提：人生而自由、社会秩序神圣，其理论的特点是反对暴力——不管是政府的还是个人的，其要解决的问题是：
“把权利所允许和私利所期望的结合起来，使得正义和功利不再分割”。在卢梭看来，“放弃自由，就是放弃了人性，抛弃了做人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在卢梭的思想中，人做为个体显然不是至高无上的，“人生而自由”的理论会产生极端的思想——“任何人都可以认为他是他人的主人”，这样的社会暴力横生，个人自由反而失去保障，这不是卢梭想要的社会。
因此，卢梭认为“社会秩序是一种神圣的权利，它是其他一切权利的根本”。卢梭反对用暴力来改变社会制度，他认为“暴力并不带来权利，我们只有义务尊崇合法的力量”。既然社会秩序如此重要，暴力不能带来权利，那么，如何才能建立一个管理社会的权威？
卢梭认为，“正因为任何人对他人都没有天然的权力，正因为暴力不能产生权利，所以人类社会任何合理的权威都应建于人民之间的约定”。人的个体通过社会契约即政府形成权威，赋予权威一些必要的权利、财产和个人管理社会的自由，通过社会契约形成权威的最终目的是确保契约各方的生存。这是卢梭梭描述的民主政治最理想的社会模式。这种社会模式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类的共同利益形成了一种紧密的社会纽带
《社会契约论》是一本博大精深的著作，他从人的本性出发，对个人、社会、政府的权利，对政府的形成、运作和一系列制度，对国家的形成、兴盛和衰亡等等问题做了精辟的分析，是一本值得我们去研究的经典巨著。
社会契约论读书笔记 篇5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卢梭先论述个人处于自然的独立个体状态和在社会共同体状态下的情形，阐明人类由自然状态转入公民国家状态的必然性，为了维护自身的财产与自由不受侵害，他们制定社会契约表达公共的意志，形成由所有个体联合的公共法人，并选出执行公意的组织，即政府，来委托行政的权利。在这条思路的指引下，他分析了社会契约，自由与平等，主权权力，公意与法律，政府的本质及属性等。
自然状态下，每个人虽然本身都是完整的，但却是孤立无助的，当不利于他们生存的障碍超出个人自我保存的力量时，人们去寻求一种联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保护和维护每个联合者的人身安全与私有财产。同时，由于每个人固有的力量和自由是他自我保存的主要依靠，他又如何能在置身于力量的联合的时候，而不会被其他人侵害到自己的利益，同时又不会令其他人忽略对自己应有的关怀呢?什么是公民应该有的权利与义务?什么是主权者的权利范围?这就是社会契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所在，而最终形成的条款可以表述为：“每个联合者及其一切权利全部转让给整个的联合体，而他又相应地获得属于他一切的基于法律保障的所有权。”
于是，这一联合行为就产生出了一个具有道德性的和集体性的共同体，从而代替了每个缔约者的个体。这个由所有个体联合而形成的公共法人，在以前人们称之为“城邦”，现在成为“政治共同体”;在被人称呼的时候，它的成员们就称它为国家，与其他的同类相比较时，它就被称之为政权;人们作为主权权利的分享者，称为“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称为“臣民”。
公共的意志就是至高无上的秩序与律令，(即立法的权利在于人民)这种人格化的律令就是主权者，即公意的执行就是主权者。由于法律是普遍的意志和普遍的对象的结合体，所以任何一个人，自己意志的命令就不可能构成任何法律，而不管这个人是什么样的身份，即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可能是行政命令，但绝不会是法律。政治共同体为了保存自己，同样也是保全缔约者的生命与安全，必须具有一种带有普遍性和强制性的暴力作为基础和保障，目的就是要按照最有利于整体发展的方式来推动和处理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利益。正像自然赋予了每个人绝对权力，让他来任意支配自己各部分的肢体一样，社会契约也赋予政治体同样的绝对权力，让政治体来支配组成它的各个成员。然而这种绝对权力，也是要受到公意的指引。主权作为公意的执行，是神圣的，但是它的范围不应超出公共契约的范围，而且人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处置契约规定所留给他们的自由和财产。
通过社会契约，人类所失去的，仅仅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他得到的所有事物的无限权利(尽管很容易失去，因为没有法律来约束其他人来争夺);而人类所获得的，却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占有事物的所有权。自然自由仅以个人的力量为其界限，而社会自由是要受公意的约束和限制的。占有权有可能是由于暴力的结果，也有可能是作为最先占有者的权利，而所有权是根据正式的权利和资格所获得的权利。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当我们有意识地服从我们共同签订的法律时，才是真正的自由。
根本的契约并没有摧毁自然的不平等——自然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但是，却以人们在道德上和法律上的平等来取而代之了。因而，人们虽然在体力上和才智上是不平等的，但是由于契约和法律权利的存在，他们每一个人之间就已经成为平等的了。每一立法体系的目的都在使公民获得最大的幸福，衡量的标准是：自由与平等。之所以涉及自由，是因为所有人与人之间特殊的从属关系，都会使国家加速分离;之所以涉及平等，是因为没有平等，自由也就无从谈起。然而，所谓平等就不是均贫富，而是说，对于权力而言，它的强大不能发展成为暴力，超出法律的约束;对于财富而言，它的强大不能使人失去人身自由。这意味着，那些拥有财富和地位的人必须适度节制自己的财富和地位权势，而那些普通大众也必须节制自己的欲望和贪婪。这也说明了一个国家最强大的力量是蕴藏于民众的德行的习惯的力量，即道德品行，风俗习惯和公众的舆论，它们是一切法律的源泉。
正如每一种自由的行为都需要精神上的意志和行动的力量才能产生，政治体也需要同样的动力，公共意志可以称为立法权力，公共力量可以称为行政权力。立法权属于人民，行政权却因其需要执行具体的行为，需要一个代理人来执行，并接受公意的指引。政府就是这个代理人，它掌管法律的执行并维持社会和政治的自由。人民服从君主的行为，所根据的不是契约，而是一种委托，即人民将行政管理这项任务委托给政府，同时，也有权力任意限制，改变和收回这种权力，这就是政府合法性的来源。
国家的稳定取决于主权者，公民和政府者三者的平衡，如果主权者想要进行直接统治，如果行政官想要制定法律，如果臣民拒绝服从，那么骚乱就会取代稳定，力量和意志就不再协调一致地活动，国家就会解体而沦为专制体制或是陷入无政府状态。
政府内部的成员具有基于个人利益的特殊意志，也具有作为行政官的共同意志，它仅仅关系到政府的利益，同时还具有公共意志。这三种意志的活跃程度和社会要求的正好相反，同时，正如一个人从出生就注定走向衰老与死亡，政府权力也具有滥用和政府变坏的倾向，这都要求对政府的监督。从一个国家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与否可以看出国家是否健康，因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正切实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反之，人民已不相信政府会表达公意，此时，政府已失去合法性。那么主权权威如何自我维持呢?定期集会的目的是维护社会契约，是对政治共同体的的一种支持与保护，同时也是对政府的一种控制(所以在任何时候，集会都会给统治者带来一种恐惧)，因为当人民合法地集合在一起(而是小众人在别有用心地煽动)，这个国家的真正主人已出现，这时行政官和每个公民都平等，他只不过是集会的主持者。集会的召开总是以采取如下俩个提案的形式,以这样的方式来防止政府篡权的行为。
主权者愿意保存现有的政府形式吗?
人们愿意让那些在目前实际掌管着行政管理的人继续留任吗?
下午睡觉醒来，外边亮堂堂的，久经雾霾，阳光与晴空的出现就倍觉珍贵，赶紧跑到图书馆把这本书的读书笔记写完。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卢梭还论述了不同体制的政体，公民宗教等，由于个人能力有限，无法整理下去了。
社会契约论读书笔记 篇6
平等与自由在现实中的存在
---读《社会契约论》有感
人是生而平等、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中。------题记
“每个思想家都有自己的理想国，里面放着他本人对政治社会的向往。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总是有巨大的差距。”《社会契约论》开篇导论里就有这么一句话。
卢梭在和平平等的基础上建设理想国家，没有绝对的权利，也没有绝对的服从。然而，人们在社会中必然会有自私的心理。由于资源稀缺、信息不对称、竞争程度、成本、有限理性等因素，人们不得不从自身利益出发。这就是银行管理老师在第一课中曾经向我们解释过的原因。在权利和义务之间进行选择时，人们更愿意将自己的权利最大化，而不是义务最大化。
卢梭也说过，“《社会契约论》探讨的是权利道理，不是争论事实。”社会或许能寻找到一种适合人类发展与生存的方式，但无法做到绝对的自由与平等，这是我的观点。
在卢梭看来，人的自由是一种美丽的自然状态，所赋予的自然权利是生活中应该享有的权利。然而，文明社会的不平等使自由成为空中楼阁，使本应自由的人在奴役的桎梏中获的自由。 深谙不平等为自由的枷锁的卢梭，在平等的基础上来洞察着自由的深处，他犀利的指出私有制产生了财产上的不平等，只有当人们平等的拥有财富时，自由和美好的社会才能到来，“惟有当人人都有一些东西而又没有人能有过多的东西的时候，社会状态才会对人类有益。”理想化中，社会财富的平等是让人们处于平等的一个基础，也是社会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财富平等，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就不会存在利益斗争。中国的公有制曾经试图使人们的财产平等，但最终崩溃了。因为财富创造和财富再分配两者之间的平衡很难把握。
人是有惰性的，如果偷懒点的能和勤奋的获得同等财富，那还有谁会去勤奋呢？没有劳动的创造，社会发展就会停止步前，甚至倒退。因此，财富平等在现实社会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它不能激励人们的进步和发展。
当然，平等原则也不是不可能存在。人作为穷人和富人在行为能力上他们是平等的。穷人和富人在法律上应该平等，因为他们的权利和行为是一样的。
只有肯定了这样一种平等的原则。才能够鼓励人们更去创造财富。或者我们还可以说穷人和富人都具有平等的机会。
是一个法律上的机会平等的概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结果平等。事实上，这是结果的不平等。结果的不平等受社会法的制约。社会法可以向穷人倾斜，纳税时可以向穷人倾斜，税收的时用也可以向弱势群体倾斜，但机会均等最为重要。只要机会均等，最终的价值就在于你是否愿意抓住它。
集权和专制的对立面之一是自由，而卢梭最关注的是人的自由，在《社会契约论》中他指出，“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义务。对于一个放弃了一切的人，是不可能有任何补偿可言的。这种放弃的权利不符合人性。剥夺意志的自由就是剥夺行为的道德。
最后，如果我们一方面建立一个绝对的权威，另一方面建立一个无限的服从，这是一个毫无意义和矛盾的协议。” 一方面他极力主张个人自由不能放弃，另一方面，个人自由是必需服从法律的。“根本就不存在没有法律的自由，也不存在任何人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
一个自由的民族，服从但不受奴役，有领袖但没有主人，服从法律但只服从法律。”法律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而设定的制度，为了社会的和谐发展法律往往会制约一些行为，同时也制约了部分人的行为自由，比如不能随意损坏公共设施，不能乱杀人。当然，众多人生活在一个环境里，必定会有所约束。
比如，我想举办一个班级活动，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如果他们不统一，活动就不能进行，如果他们统一，就会违背一些人的意愿。马克思曾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
”要实现绝对的自由是不现实的，因为要与周围相联系，有时也会“情不得已”。所以，我觉得社会中是需要追求自由，要培养自由的意识，懂得自己拥有自由的权利，尊重别人的自由，这是最重要的，但现实生活中，也要为了合作而约束自己。
卢梭是个理想主义者。基于他一生的时间，他有许多独特的思想，也给了人们很多灵感和思考的空间。对于《社会契约论》这本书，我觉得还是要取其精华，取其糟粕的。因为社会在发展，世界在变化，书中的道理可能跟不上时代，所以我们应该正视现实，找到适合我们和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社会契约论读书笔记 篇7
《社会契约论》全书分为四卷。依据伏汉（c.e.
vaughan）本的注释，第一卷讨论的是人类怎样由自然状态过渡到政治状态，以及公约的根本条件是什么；第二卷讨论的是立法；第三卷讨论的是政治法，即**的形式；第四卷则是继续讨***法，并阐明巩固国家体制的方法。
我以前对民主有一个模糊的概念。看来投票就是民主。但事实上，在某一个集团特别庞大的情况下，投票反映的只是某一个集团的意志。这种个人意志将成为普遍意志，并对全体成员产生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只是一个幌子，并没有给人民带来真正的利益。所谓制衡，则是能让少数派、能让所有人发出声音，能像卢梭说的那样，防止一个集团独大。当各种意见缤纷多彩汇聚在一起，这时候再全面加以考虑，才能够真正得到公意。
这个过程显然耗时长久工作量巨大，这也就是真正的民主国家为什么办事效率不高难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关键所在。
卢梭先生也谈到了法律。他认为法律是一般意志的行为，也就是说，法律是一般意志的具体表现。至于立法者，卢梭认为那应该由一位（或许是几位）“非凡人物”来担任。他不赞同号令法律的同时还号令人。
因此，我认为，在我国，国务院根据法律赋予的权力制定的行政法规不应称之为法律。因为它不是一般意志的体现，所以很难落实正义原则。但回顾我国的立法工作，立法是由全国人大进行的，但在立法过程中，国务院各部委之间存在着权力竞争。
一部法律的最终诞生，很大一部分受到行政力量的干预，这并没有体现在一般的意志上，而是体现在**部门的利益上。
卢梭的观点亦有我不以为然的，譬如他对“好**”的论述。他说“在其治下公民人数繁殖和增长最多的，就确实无疑地是最好的**”。我以为这种看法未免过于片面。
因为在第一卷第六章里，卢梭是认为公民、人民、臣民、主权者这些概念都是相互通用的。若是这样，仅以尽可能多地繁殖人民数量那么作为**的基本职责，那**实在是太轻松了。除非将公民这一概念严格定义，认为其所指的应该是具有社会担当、明确个人权利义务并能积极参政议政的个体。
一个国家的**不需要依靠外力就能培养和吸引进可能多的人，这是一个好**。
社会契约论读书笔记 篇8
卢梭作为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最卓越的思想家之一，其光辉的民主思想总是让人心向往之，其隽永的语句又时常令人迷惑不已。笔者水平有限，恐怕未能参透先贤智慧的十分之一。若要笔者谈谈对本书的理解，就得从书中几句深刻的语句说起。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这句话的前半部分可以用“天赋人权”来概括。在自然状态下，人拥有自然的自由权，不因为别的，就因为他是一个人。
从天赋人权的理论出发，霍布斯推导出了社会契约论：正是由于人生而自由，自然状态下的人们可以为了自己的幸福快乐做任何想做的事，当然也包括以破坏别人幸福为代价的事。卢梭是性善论者，因此他认为契约的产生并不是源于人们内部的冲突，而是如前文所说，源于外部的挑战。
无论契约的产生是出于什么原因，其结果却是一样的：人们将自己及其全部的自然权利交给国家，由国家来保护人们的社会自由权利。由于这份契约的签订是出于公意，因此人们没有理由不遵从，后果是人们所做的一切都要受到契约的约束，这就是“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不仅是卢梭的观点，康德也这样认为：人因受理性自身创立的法则支配而具有绝对的价值和之上的尊严，人的最高本质是自由。可以说，契约的产生丰富了人的自由的内涵。
公民是同意了一切法律的，即使是那些违反他们的意愿而通过的法律，即使是那些他们若胆敢违犯其中任何一条都要受到惩罚的法律。
时至今日，不同国家都为议会席位的组成与分配问题动足脑筋。好在这一问题可以与政府的构成问题形成互补，从而通过各种政治制度的合理组合来缓和问题，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少数人的利益依然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因此，投票的结果如果与某个人的意见相左，只能证明他所估计的公意并不是公意。然而，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如果没有每个人为自己考虑的个人意见，那么公意又从何而来呢？
我认为，无论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人总是愿意追求自我的幸福的。除非在一定社会中，有着某种具有强烈号召力的意识形态存在或者社会精神发展到一定高度，否则很难要求一个个体永远做到先人后己，不考虑自己的利益而是考虑公意，公意应该是众意相互抵消的结果。只要有人谈到国家大事时说，这和我有什么相干？我们可以料定国家就算完了。
卢梭的这句话描述的却是我们几乎每天都能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现状，说得似乎云淡风轻，却一针见血。
由于这句话出自于《社会契约论》第三卷《论议员或代表》，因此笔者自然联想到我国的人大代表。近年来，人大代表不再只是一个空头衔，人大代表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决策，在表达民意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不过，这无法掩盖我国人大制度的缺陷。卢梭认为，只有人民可以代表人民，人民没有必要花钱接受代表或议员的服务。从我国的现状看，他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坚持党的领导，就要确保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成为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必须遵守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准则，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很显然，我国党政不分，使人大尚未成为具有独立性的有实际权威的代议制机关。卢梭的理想只适合于小国寡民的情况，不符合我国的国情，同样也不符合世界上许多大国的国情。我们必须保持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的独立性。遗憾的是，我国政府已公然宣称“不搞三权分立”，那么怎样完善人大制度就是一个疑问了。
总体说来，《社会契约论》这本书让我对我们社会的现状产生了思考，这里就暂时不详尽探讨了，希望大家在看完我的书评后会加深对这个社会的挖掘并尽力完善我的的社会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