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立论宗旨是“观念文化更新是当务之急”，选题很好，但文中将东西方文化的“思维方法”差异作为主要论据来论述尚需斟酌，这一观点似乎不太符合五四以来中国社会实际发生的演进状况。
由于历史局限性，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全面冲击可以理解，因为那个时代中国很落后，普通人只知道西方人很厉害，他们可以通过数学计算设计制造出高效工业设备和精良武器，当时除了李宗吾、南怀瑾等少数思想家、国学大师外，人们对西方形式逻辑中已经暴露出来的众多悖论没有像现在这样引起重视，因此，百年前我们迷信西方人的数学思维尚属情有可原，但时代在前进，科技在发展，如果我们今天依然对形式逻辑中的理性缺位采取“守阙连年，终不见理”的保守态度来认识，那就不是创新，而是因循守旧。
近一百年来，高技术发展突飞猛进，尤其是信息产业兴起和互联网诞生，为整个人类社会形态走向全球一体化奠定了物质基础。值此阶段，西方人自己也已开始对数学理性在许多领域中的真理性开始怀疑，他们正在试图寻找一种新的思维逻辑来驾驭人们在文化、政治、经济、科技和其他领域的行为，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五四时代的观念上进行文化变革，弄不好就会出现把“婴儿和脏水一起泼掉”的不好结局。中国传统文化中养育着一个能够补缺数学理性不完备的“婴儿”，这可爱的婴儿正是您在文章中想彻底抛弃的“直觉思维”逻辑体系，详细介绍可仔细阅读您正在研究的拙著。
中国观念文化落后确有因偏重“整体把握”而对事物“细节研究”不太重视的因数，但中国人掌握精细数学思维的智商并不低，只要其他观念更新，很容易达到与洋人同样的水平。中国眼下的文化落后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思维模式，而是在于对封建“官本位”思想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克服，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普遍缺少独立人格，这是目前在组织管理中出现文章所列举“难题”的根本所在。
这种官本位落后观念之所以能持久存在，是有深刻历史原因的。其中之一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演进“阶段论”。新中国成立后，缺少一个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过渡期，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多个层面，未能触动数千年沉积下来的官本位思想；这也是为什么改革开放初期理论界提出中国需要“补课”和回归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原因。
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独立人格的培育，需要有经济基础，只有当人们感觉到自己有能力捍卫自己权利的情况下，真实的独立人格才会表达出来。因此，回归“初级阶段”不单单是为促进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培育民众的独立人格，这是促进落后文化观念转型的重要举措。目前理论界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在从官本位转向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的过程中，如何防止18世纪资本原始积累中出现的那种残酷性；防止当权者以“官本位”旧瓶装资本人格化新酒。根据人格学原理，在提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道场文化引导下，必然会唆使民众在逐利时表达一种“其鬼有神，其神伤人”的不道德行为，也必然会怂恿一些官本位思想严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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